书有各色。有的看了书名就没胃口，有的翻上几页就兴味索然，有的浏览一过再无重读的欲望，当然，也有的会不时有兴拣出再看――虽然未必是从头到尾细读――而且每读都会引发新的思绪。譬如最近，我就又在读孔尚任的《桃花扇》。
这回重读，吸引我的既不是离合之情，也不是兴亡之感，倒是《听稗》一出中柳
那柳敬亭说的，是《论语・子罕》篇中的一章：“子曰：‘吾自卫反于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按照郑玄的注释，是说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那时“道衰乐废”，孔子“正之”，于是“雅颂各得其所”。这样的注释读来真正乏味。“道”怎么衰？“乐”怎么废？孔子又如何“正之”？正了之后那道是否就又兴了？那乐是否重又盛了？雅和颂又各得了什么所？都语焉不详。朱夫子朱熹的注释比之郑玄也好不到哪儿去，依旧是就经解经，全无趣味。近人钱穆的《论语新解》说“乐正”有两个解释，一是说“正其乐章”，一是说“正其乐音”，二者可以兼采。虽然稍微详细一点，仍不离学者作注的套路。正乐章怎样？正乐音又怎样？乐音已经无传，谁也说不明白了。乐章是否就是现在留下来的《诗经》？在孔子“正”之前，是个什么样？也是谁也说不清的。所以注归注，读来乏味还是读来乏味。新近出版的李零的《丧家狗》，很受到一班卫孔者的攻击，但他还是沿袭着历代先贤注经的路数，做的正正经经的学问，解说不曾离开《论语》文本的原意。
柳敬亭就不同了，他是位说书名家――用今天的廉价恭维术，必定称之为曲艺泰斗或评书大师，因为脸上有些麻点，所以还没学会恭维的俗人直呼为柳麻子。《桃花扇》中，当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三位大名鼎鼎的文人慕名往访时，他虽然客气了两句说“相公都是读书君子，甚么《史记》《通鉴》不曾看熟，倒来听老汉的俗谈”，“只怕演义盲词，难入尊耳”，但看来也颇自恃，所以几句谦辞之后，依旧当仁不让，应允把“相公们读的《论语》说一章罢”。
侯方域不解，正儿八经的经书，怎么能以说书出之？这情景倒颇像央视“百家讲坛”的说客们谈经讲史之后，学界的那种反应。柳敬亭一笑道：“相公说得，老汉就说不得？今日偏要假斯文，说他一回。”
到底说得说不得？只见柳麻子将醒木一拍，果真讲起了《论语》。他讲《论语》与注经家大不相同，一不解释词义，二不引述经文，倒是把《论语》中略有相干或全不相干的一些内容，捏合成一个故事，听起来有声有色。在《论语》中，有几段记载。一段说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周天子才配享用的八佾之舞，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一段是说齐国送给鲁国一队女乐。季桓子收受了，“三日不朝”，于是孔子失望，离开了鲁国。再一段记载了乐官大师挚跑到了齐国，少师阳入于海，负责以乐侑食的亚饭、三饭。四饭等乐官去了秦国，击鼓的方叔隐居河滨，打小鼓的、敲磬的也都散而之四方。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乐官这样四处离散，后人说法很多。这几段文字同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杂糅起来，就成了柳麻子那段大书：说因为鲁国的季氏僭窃，用乐不按礼制，于是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纠正了这些非礼的行为。那些乐官因着孔子的拨乱反正，一个个“恍然大悟”，“愧悔交集”，不愿再做季氏的帮凶弄得礼崩乐坏，纷纷逃离鲁国。
这些编纂起来的故事，有说有唱，可听可观。如“自古圣人手段精，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见一夥乱臣无礼教歌舞，使了个些小方法，弄的他精打精。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这是总括故事内容，说因为孔子正乐，那些乐官都有了觉悟，不给季氏抬轿子了，由走狗奴才，一变而为高节清风。大师挚逃往齐国，道“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大师挚一走，“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打鼓击磬的又别有想头：“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几段经文杂凑了一个故事，编排了几个人物，说唱的词语又通俗易懂，当然要比枯燥的诵经读注有趣得多。加之柳麻子不肯与奸党为伍，刚刚从阮大铖府里出走，这一段乐官去鲁，恰好似现身说法，更有讽喻现实的精神。难怪几位文人听罢，个个赞不绝口，没有像十博士那样要讲《论语》的于丹下课。
柳麻子是否真的说过《论语》，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记载，但孔尚任这段鼓词自有来历，它几乎是照抄了他的曲阜老乡木皮散客贾凫西的鼓词《大师挚适齐全章》。所以不管柳麻子是否说过，用鼓词的形式说《论语》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不妨再引述一个例证。小说《镜花缘》第八十三回“说大书佐酒为欢”里，紫芝说的大书，也是《论语》中的一段――“子路从而后”至“见其二子焉”。《论语》这段，出自《论语・微子第十八》。原文如下：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草头下加条字）。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这段“经文”说的事情很简单：子路跟着孔子走，但落了单，追不上了。于是问一位用杖挑着耘草工具的老丈：“您见到俺的先生了吗？”老丈答道：“四体不勤劳，五谷分不清，称什么‘夫子’！”于是把杖插在地里，锄起草来。子路一直叉着手，必恭必敬地站在那里。于是，老丈叫子路暂且在他家歇下，杀了鸡、煮了饭请子路吃，还引见了他的两个儿子。
这个简单的故事，到了学问家的手里，问题就多起来了。老丈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说的谁呢？有的说，这是老丈讲自己。“分”就是“粪”。老丈说我四体不及勤劳，五谷不及粪种，哪里晓得你的先生？这大体是保孔派，不愿意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八字考语落到孔老先生头上。有的说，这是讥诮子路，说你这样不勤劳四体，不播种五谷，周流四方的人，谁知道哪个是你的先生！这大概觉得把四体不勤等八个字加到老丈自己头上有点说不过去，但又不愿加诸孔子，所以安到了子路头上。还有的大约是反孔派，所以老实不客气，认为老丈讥刺的就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你想，一般读者只想接受一个现成的结论，有谁又肯去仔细辨别？所以紫芝说书便是另一种说法。他像柳麻子一样，把《论语》中几段并无关联的章句捏在一起，说了这样一段故事：
“列位压静，听在下且把此书的两句提纲念来：遇穷时师生错路，情殷处夫子留宾。”又把醒木一拍，道“只为从师济世，谁知反宿田家。半生碌碌走天涯，到此一齐放下。 鸡黍殷勤款洽，主宾情意堪嘉。山中此夕莫嗟讶，师弟暌违永夜。”
这段引子已有问题，《论语》中并未说老丈家住山中，哪里来什么“山中此夕”的话头？但说书人是不管这些的，他只要说得好听，有情趣，高兴说山中就说山中。好在这些细枝末节无伤大雅。
接下去，紫芝又道：话说那子路在楚、蔡地方，被长沮、桀溺抢白了一番，心中闷闷不乐。迤逦行来，见那道旁也有耕田的，锄草的，老的老，少的少，触动他一片济世的心肠，脚步儿便走得迟了。抬起头来，不见了夫子的车辆。正在慌张之际，只见那道旁来了一位老者，头戴范阳毡帽，身穿蓝布道袍，手中拿着拄杖，杖上挂着锄草的家伙。子路便问道：“老丈，你可见我的夫子么？”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识不得芝麻，辨不得?豆，谁是你的夫子！”老者说了几句，把杖插在一边，取了家伙，自去耘田去了。
在这一段里?说书的把长沮、桀溺的故事与这段捏合，好似连续剧一般，仍是说书人的伎俩。至于孔子时，哪里来的道袍，哪里来的范阳毡帽，说书人也只顾好听，浑不顾时代的特点。
再往后就更有趣了：列位！大凡遇见年高有德之人，须当钦敬。所以信陵君为侯生执辔，张子房为圯上老人纳履，后来兴王定霸，做出许多事业。那子路毕竟是圣门高弟，有些识见的人，听了老者言语，他就叉手躬身站在一旁。
这哪里是在讲《论语》，分明是说书人的“心得”了。所以直到后来，老丈如何邀子路留宿，如何招待，如何将两个儿子引见，都归结到“山林谁识天伦乐，廊庙空怀济世忧”――同《论语》的意思就不相干了。这就好像今人说《论语》，以为其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一样，同孔子的意思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用说书的办法说经，起源比明清两代要早得多。或许可以追溯到唐代寺院的俗讲。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到南北朝已经相当兴旺。佛经虽然翻译了许多，但那些经文，士大夫可读，一般百姓却无法懂得。寺院的和尚要吸引大众，招徕布施，必不能一意敷坐说法，于是他们在念佛、唱经、发愿之外，把佛经中的一些故事或把佛教某些思想（如轮回、果报）编成故事，连说带唱，吸引了许多听众，有时为了吸引听众，和尚们也说些与佛教无关的故事段子，甚至是一些并不正经的段子。这种办法，叫做“俗讲”。这些故事的文本，就是所谓“变文”。和尚们开了这个头，便有效法者跟上。韩愈《华山女》诗中，先说寺院俗讲的兴盛――“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接着便写华山女奉道教，也学着这个办法“升座演真诀”，居然“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可见道教也用俗讲的办法来宣讲道教的经意了。后来，俗讲也影响了民间的说书，宋代瓦肆说话人，就有“说经”“讲史”各种家数。佛家、道家的经典可说，儒家的经典为何不能说？只不过儒家经典向来备受尊崇，说书人轻易不敢染指，只有到了明清之际，才有了像贾凫西那样的说经的鼓词，才有了《桃花扇》《镜花缘》里那些讲经的描述。此外，在清代的子弟书中，也可以读到如《齐陈相骂》《孟子见梁惠王》等取材于《孟子》的篇什。
可见，说《论语》、讲《孟子》，原本同讲史一样可以成为说书的材料。只不过讲经一旦成了说书，什么文本原意呀，注释的准确呀，论断之有据呀，就都顾不得了，因为它首要考虑的是把故事讲得好听，留住听众。央视所谓《百家讲坛》，说《三国》、讲《论语》、话《聊斋》，其实也不算什么新创，不过是沿袭了说书的路数，把说书从瓦舍挪到了荧屏罢了，同学问家的注经、治史是两回事。学问家注经是一种套路，说书家说经，是另一种套路。在当初，如果为了科举应试，自然要去啃郑玄、朱熹，就像今天大学生、研究生要做论文必须去看杨树达、赵纪彬一样。但市井百姓，既不要应试，又懒待啃那些高头讲章，他们就宁可听柳麻子的说书，既不费力，又有趣味，一边品茶，一边听书，听的是故事，乐的是新奇与噱头。他们并不关心孔子“正乐”是不是立竿见影起到了作用，也不耐烦考证大师挚等那些个乐官究竟是何时、何国的人物，只要听得高兴，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就成了他们文化历史的基本知识。直到今天，一般百姓谁肯费劲去看《三国志》？有关三国时期的人物故事的品评，依旧是从《三国演义》、三国故事戏或电视连续剧中得来。新近则又多了“百家讲坛”中的俗讲。这些知识是否正确、准确，平头百姓是不在乎的。
只要这些说书人不要自大到认为那些俗谈盲词才是真正的学问，也不要滥封什么“学术明星”，出版商们固然可以因为这些书籍牟利，但不要以为刊印这些书籍是找到了出版学术著作的什么新路子，这两种套路本可以各安其位，互相欣赏的。柳麻子可以读经史，尊重那些饱读《史记》《通鉴》的相公，相公们也可以听说书，而且听罢之后还由衷赞道“如今应制讲义，那能如此痛快，真绝技也。”
看《桃花扇》到此地，不由大笑开怀。堪笑这一阵报刊上闹闹嚷嚷，其实是天下本无事，都因把两种套路混淆起来，才弄得人言藉藉。不如说书人醒木一拍，道一声“献丑，献丑！”听书人也回应一声：“妙极，妙极！”就此走开，各干各的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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